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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健康经济学杂志》）是一本专注于健康和医疗保健经济学领域的学术期刊。该期刊成立于1982年，它涉及的主题包括健康服务的生产和供应、健康服务的需求和利用、健康服务的融资、健康的决定因素（包括健康投资和风险健康行为）、疾病不良后果、需求者、供应者和其他卫生保健机构的行为模型、政策干预的评估以及卫生政策的效率和分配等方面。该刊每年发行6期，平均每期发表文章10篇左右，2024年影响因子为3.4。
●宽带互联网接入使年轻群体（1985年至1995年出生）的精神障碍患病率提高了0.08个标准差单位，但对年长个体（1974年至1984年出生）没有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主要出现在生命早期（20岁之前）接触互联网的群体中。
●关联寻求行为偏好与生活质量优于财富的相对偏好，共同解释了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率偏低的现象。
●美国劳动所得税抵免（EITC）政策总体上促进了代际健康流动性的提升，特别是向上的健康流动性。
●疗养院工资补贴使人员配置水平较补贴前均值提升约7.4%，而医疗补助参保者在新入住人群中的占比较补贴前基准下降11.5%。此外，补贴还加剧了疗养院住客流动率，并降低了新入住者的平均照护需求。
●住房资产并未对自付医疗支出产生实质性影响。反映了部分房主无需动用住房资产支付额外医疗费用，也折射出部分群体不愿或无法动用房产净值的事实。
●在健康状况可观测的理想情境下，最优保险提供与医疗支出无关的一次性赔付。但当疾病严重程度不可观测时（引发事后道德风险），最优保险设计需使赔付金额随预防性和治疗性支出同步递增，因为更高支出既能减少信息租金，又能实现激励相容。
●寿命延长会促使人们增加教育投入，但典型低收入国家的期限三角形收益实际上不足终身收入的百分之一。
互联网如何影响年轻人的心理健康？我们利用2001年至2013年间意大利医院诊断的所有精神障碍病例的行政数据，并结合城市层级的宽带互联网覆盖情况，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宽带互联网接入使年轻群体（1985年至1995年出生）的精神障碍患病率提高了0.08个标准差单位，但对年长个体（1974年至1984年出生）没有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主要出现在生命早期（20岁之前）接触互联网的群体中。通过分析自残行为及紧急/强制住院案例，我们发现这些影响持续存在，表明负面结果并非仅仅源于对精神健康问题认知和筛查率的提高。这些危害性影响涵盖不同类型的精神疾病，包括两性均会出现的抑郁症、焦虑症、药物滥用和人格障碍，以及女性特有的饮食失调。
本文探究长期护理保险的两大需求侧决定因素：关联性偏好与生活质量优于财富的相对偏好。我们建立了这些偏好对购买长期护理服务及长期护理保险合约联合决策的影响模型，并采用法国实验室实验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虽然实验结果仅部分支持理论预测——特别是关联厌恶无法解释过度投保现象，但我们的分析证实：关联寻求行为及生活质量优于财富的相对偏好，共同解释了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率偏低的现象。
Katie Jajtner（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Yang Wang（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代际健康流动性是衡量健康机会与公平性的重要指标，然而该领域的实证研究仍较为匮乏，尤其在公共政策影响方面。我们首次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美国最大且最有效的反贫困计划——劳动所得税抵免（EITC）对代际健康流动性的影响。基于收入动态追踪调查中的自评健康状况数据，我们深入分析了童年时期接触最高EITC福利待遇在时间、地域和家庭结构维度上的差异。研究发现，EITC总体上促进了代际健康流动性的提升，特别是向上的健康流动性。
【注释】：EITC，是美国联邦政府为中低收入的工作者，尤其是有子女的家庭提供的一项可退还的税收抵免政策。最大的特点是如果个人的EITC金额大于应交的联邦所得税，政府会将差额以现金形式全额退还给个人。这意味着，即使个人的收入低到完全不需要缴纳所得税，仍然可以从政府获得一笔退税。公认为美国最有效的反贫困计划之一，每年为数千万家庭提供超过600亿美元的补贴。
工资补贴是提升疗养院人员配置水平的有效工具。然而，若补贴促使疗养院转而吸引更多自费客户（非医疗补助参保者），则推动人员配置增加可能以牺牲医疗补助参保者的照护可及性为代价。本研究通过分析1998至2010年间各州医疗补助计划推出的工资补贴政策，利用不同疗养院补贴额度的差异性评估政策效果。数据显示：每增加1美元（2010年不变价）/人日的补贴，可使每日人均照护时长增加逾10分钟，但同时导致新入住者中医疗补助参保比例下降约1.8个百分点。整体平均处理效应显示，补贴使人员配置水平较补贴前均值提升约7.4%，而医疗补助参保者在新入住人群中的占比较补贴前基准下降11.5%。此外，补贴还加剧了疗养院住客流动率，并降低了新入住者的平均照护需求。总体而言，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工资补贴能有效激励疗养院增配人员，但亦可能引致入住群体构成与特征的系统性改变。
美国医疗体系要求大多数消费者承担高额的自付费用，这可能导致部分人群无法获得必要的医疗服务。与此同时，住房资产作为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上可用于支付医疗费用。我们通过分析健康与退休研究数据，结合多种房价波动测量指标，考察了住房资产对老年房主自付医疗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住房资产并未对自付医疗支出产生实质性影响。所有估计值均呈现微小而精确的特征，足以排除任何中等程度影响的存在。这种零效应普遍存在于支出分布的各个区间、不同支出类别，以及按医疗保险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划分的各类房主群体中。初步证据表明，该结果既反映了部分房主无需动用住房资产支付额外医疗费用，也折射出部分群体不愿或无法动用房产净值的事实。
本研究探讨二级预防性与治疗性医疗服务的非线性报销规则。个体可能处于健康或患病状态，疾病严重程度决定其事后类型。预防性服务在事前选择，而治疗性服务在健康状况明确后决定。在健康状况可观测的理想情境下，最优保险提供与医疗支出无关的一次性赔付。但当疾病严重程度不可观测时（引发事后道德风险），该方案缺乏激励相容性。此时最优保险设计需使赔付金额随预防性和治疗性支出同步递增，因为更高支出既能减少信息租金，又能实现激励相容。尽管预防性服务在患病前选择，但其通过双重机制影响激励约束：（1）对重症患者更具成效；（2）重症患者收入边际效用较低，预防性支出对其影响较小。这两种效应共同塑造了最优报销结构。此外，当个体低估预防性服务收益时，主要结论依然成立，但报销公式中需加入矫正性项以修正认知偏差。
尽管健康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经济发展与福祉，一个常被提及的作用渠道是期限机制——即寿命延长会促使人们增加教育投入。现有文献多聚焦于教育对寿命延长的反应程度，而本研究则探讨这一特定渠道对福祉（福利）的实际影响。笔者认为死亡如同对人力资本投资征税，这启示我们可以运用基础经济学中的标准分析工具：三角形。通过估算当教育因成人死亡率下降而重新优化时产生的（三角形）收益，研究发现：即便教育对生存率差异的反应程度达到极高水平，几乎所有当今低人力资本发展国家若立即切换至日本的生存曲线，由此渠道产生的价值评估仍低于其收入的3%（这与教育保持不变时仍能获得40%的矩形收益形成鲜明对比）。进一步采用经严谨论证的研究数据对模型进行校准后，发现典型低收入国家的期限三角形收益实际上不足终身收入的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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